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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面新闻编辑 | 刘海川
流动的观众
在“村超”赛场,观众分三层。最里边的一层紧挨球场边线,人们贴边坐下,常常不自觉地“占领”角球区,球员们因此习惯了在人群包围中发出角球。这里的观众对比赛最热情,球出界时,他们是捡球手。他们并非真的“捡”,只是执着地把球踢回去。
外面的一层观众坐在看台,看台顶上是凉亭,通风又遮阳。比赛日,往往午饭时间一过,就有人来这占位。这是适合“打卡”的地方,写着“贵州村超”的红色标志牌立在正对面,又能无死角观看拉拉队盛装入场和少数民族表演。
“村超”火了以后,球场前后底线外焊了新座位。在这些座位和看台之间“流动”的,是中间的一层观众,他们组成一道奇特的球场景观。大部分时候看似和比赛无关,他们只是摇着扇子,沿球场外围的跑步道遛弯儿——每个县城广场傍晚时分或许都有类似的景象,可一旦有进球,他们也停下脚步,及时欢呼,他们什么热闹都看得见。
球赛已经踢过90场,2023年7月22日的这周周末,“村超”将正式进入淘汰赛阶段。
“村超”,全称“贵州榕江(三宝侗寨)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”,是由当地20支以村为单位自发组建的球队组成的业余联赛。这个夏天,“村超”举办场地榕江县城北新区体育馆,被标记为“中国村超圣地”“贵州村超足球场”,最高上座数达到5万人。
球场建在流经榕江县城的寨蒿河边,现在四周挤满小吃摊,整日人头攒动,位置因此更好辨认,手机信号突然从满格降到一格,这就说明你已抵达“村超”现场。
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父女为了准时在比赛日到达,转了3次车,在路上花了将近34个小时。当他们终于拖着行李箱赶到球场,又不得不开始为住宿问题发愁,线上所有酒店早已满房。5月13日“村超”开赛以来,常住人口仅29.5万人的榕江县,一个月内接待了42万余次游客。
烈日也难灼伤人们的热情。星期五,比赛傍晚开始,许多观众正午已经入场。这天的比赛对月寨村足球队来说至关重要,胜利意味着小组出线。月寨村队过往成绩4胜1平1负,在B组的10支队伍中排名第4。
队长李远攀对比赛颇有信心,凤凰村足球队是他们此次的对手。“他们(球员)平均年龄比我们大,大概36岁。”他说:“我们的平均年龄是31岁。”小组赛阶段,球队每次胜利都能获得两只猪脚,月寨村已经得了8只,“冻起来没舍得吃”。李远攀想,这次如果能赢,刚好凑10只,“全村一起煮猪脚吃”。
月寨村队的比赛晚上9点开始,下午3点,村里的姑娘们已经开始盘头,换上侗族服装。往常,在过萨玛节等传统民族节日时,大家才这样打扮,现在对村民们来说,月寨村队每次参加“村超”比赛的日子,就是村里的节日。年长的阿婆会在村寨里供奉女神的萨坛外、古老的风水树上采下叶子泡水,球员们上场前喝了这水,会有好运。
村里年近70岁的老人来到村口榕树下敲锣,提醒村民拉拉队要在晚上7点10分入场。月寨村总人口约1700人,拉拉队有500多人。这次,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们也带女婿回来给村里加油,队伍排了有50米长。
拉拉队进场时,观众们正为球场上酣战的队伍欢呼。年轻的新中村队,成员都是高中生,平均年龄17岁,对手丰乐村二队的球员中有他们的老师,平均年龄35岁,两支球队的比分最终拉大到6:0。
很难说得清“村超”现场的观众是关注比赛更多,还是以体验氛围为主。大多数人在“村超”没有主队,球不管到了哪边禁区,大家都发出同样的惊叹和欢呼。球员们也偏爱远射,“只有进攻,没有传球,往球门里踢就对了。”一名球员说,方法和技巧不如快乐来得重要。
“村超”的解说,相比其他球赛也承担了更多功能,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是播报寻人启事。跟家长走丢的小孩陆续被送来,一名4、5岁的女孩在解说台等了半个多小时,家长也没出现,女孩倒不哭闹,跟着解说员看起了球赛。
月寨村队的“中场大师”李远攀因为脚伤没有首发上场,比赛刚开始,他们就丢了一球。赛况却很难称得上“扣人心弦”,主要是因为现场过于欢乐。比赛进行中,解说员会突然插进通知,例如:“寻找两只狗的主人”,这条通知的具体内容是:有观众进场前把两只狗寄养在门外的志愿者处,现在已经过了一场比赛的时间,希望主人快将狗领走。
节日般的气氛中,村民们陪伴球队到夜晚。月寨村队经过换人调整,提了士气,下半场开场比分扳平,距离比赛结束5分钟时,再进一球,2:1逆风翻盘。11点24分,哨声吹响,拉拉队冲进场内,摇起月寨村队旗,阿婆们围到球员身边扇起蒲扇,两只代表荣耀的猪脚,就在夜色中被抛向天空。
“诺坎普球场”
月寨村足球队是上一届“村超”的冠军,那时“村超”的名号还没叫响,赛事被冠名为“春节杯”,大年初三开赛,以村为单位,有8支参赛球队,冠军奖品是一只价值3000元的年猪——在如今的“村超”,冠军奖品升级为一头牛。
冠军球队的中坚力量、90后队员们后来接受媒体采访,不约而同提到自己足球梦开始的地方,那是村里仅有的一块空地修建成的篮球场,是月寨人心中的“诺坎普”(注: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主场)。
球员李敏杰还记得,在去“诺坎普球场”的路上,他和伙伴带球穿过村里窄狭的巷子,一边幻想自己在一片真正的球场上狂奔。花10几块买的石林鞋,不到两周钉子就磨平,布面也跑烂,袜子露出来,怕被母亲骂,他们干脆脱掉鞋,光脚冲刺。
一个年代久远的足球被大家视作宝贝。李远攀回忆遥远的,那是上小学三年级时,班长跟家里要了30块钱买的。球总被踢爆,班长只能学着修补,补好了再踢,踢坏了又补,一个球用了十多年。
“诺坎普球场”在田地和河流之间,月寨村小从村民处借用这块空地作为学生的娱乐活动场地,装了篮球架。足球迷们把两根篮球柱中间划定为球门位置,拿木板和石头搭出球门。想踢球的人太多,球场太小,总是5人一组,轮流上场。
“诺坎普球场”陪伴着这些刚对足球建立起热情的孩子。他们每个人都皮肤黝黑,夏天时,“脚底烫了泡,踢完一场,趾头全是血”,雨天时,“不是人在踢球,是球在踢人”,旁边村小的玻璃不知被踢破了多少块,场边的小树苗也只剩一棵幸免。
他们最怕的是球掉进旁边田地,村民在意粮食,总会把球没收。但这是20年前的事。现在,就连那位经常没收足球的村民,也十分积极地叫上自家小孩参加村队组织的足球训练。
“村超”赛场上那些被传播了上百万次的进球瞬间,那些贡献十佳进球的球员,其实都从各个村寨里的“诺坎普球场”上走出来。
月寨村队的李远攀踢出40米开外的世界波,朗洞平地队的吴化勇有一记漂亮的倒挂金钩,“村超”射手榜排第一位的忠诚村队董永恒上演“帽子戏法”,在小组赛进了14个球。
“我们都在小时候喜欢上足球,但认知里,身边不管多厉害的人,都接触不到踢球这个职业。”董永恒说。“诺坎普球场”是梦的萌芽,往后,足球只能是一项爱好,是生活的调节。
董永恒34岁,在榕江县城开一家小店,卖当地特色美食卷粉。磨米、蒸粉、配料、打包……他每天要在店里忙活10到12个小时。但基本上每周末,他都要挤出时间参加球友组织的友谊赛。“他的动作很快,总想把店里事情早点忙完,有人来说有比赛,他连饭都来不及吃就跟着走。”董永恒的小姑说。
吴化勇35岁,在贵阳读书,毕业后到安顺市上班,在安顺工作的四年里,他几乎每周都要回贵阳两三次,往返3个小时,只为踢一场球。现在,吴化勇是榕江县平地村的副村长,平日赶比赛,队友会帮他带上打印机,如果有需要,也不耽误在球场边上写材料。
李远攀33岁,做室内设计工作,和朋友合伙在县城开了家装修公司。平日最忙的时段是周末,客户、工程队、球队都找来,他有时一天要接几十个电话。“村超”火了以后,足球和工作的排序开始发生变化,客户反倒让步,他们支持他:“先忙村超的事。”
关乎村寨荣誉的“村超”,可以让爱好短暂地成为生活重心。李彬彬是李远攀的同学,他在广东省佛山市打工,在建筑工地做钢架高空作业。“村超”小组赛第一轮,月寨村队1:5惨败于实力强劲的新中村队。“我知道会输,但没想到输得那么厉害。”比分差距让李彬彬起了斗志,他干脆请了两个月假,赶回家在第二轮比赛上场。
要不是“村超”爆火,人们可能很难想象,在如此偏僻的山区县城,会有这么多人热爱足球。可当真正来到榕江,你会发现,“38.5万人口,接近5万人会踢足球”的官方公开数据,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夸张。出租车司机会随意说起:“单是我们公司就能组两支球队。”网约车师傅也讲:“当年指甲都踢掉了,大家都入迷到这种程度。很多人后来迫于生计,没再坚持,不然参赛球队会更多。”
“村超”出圈后,球员们介绍自己来自各行各业,一度成为短视频平台上让人感叹,也传播最广的内容。在榕江,踢球的人的确就是做着普通工作,过着日常生活的人。他们没受过专业训练,“诺坎普球场”遍布寨蒿河畔的浅滩。
“村超”何以爆火
在“贵州村超”成为火爆全网的话题之前,足球在榕江已经生根发展了83年。
榕江人和足球结缘,跟抗日战争时期三所学校的迁入有关。1940年,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从贵阳迁到榕江,并在榕江建立了国立贵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。根据《榕江文史资料第一辑(教育专题)》中《国师附小的一些具体工作》记载,“附小每学期均举行各科的竞赛和体育运动竞赛,其中体育科就包括足球(小足球)。”可以说,附小的小足球课程为榕江培养了“第一代”足球兴趣爱好者。
1944年,国立广西大学和桂林汉民中学也先后西迁到榕江。《榕江文史资料第一辑(教育专题)》中《广西大学在榕江》记载,“广西大学在榕江期间,经常开展文化、体育活动,除了每星期举行各种球类比赛外,还开过运动会”,这里提到的“各种球类比赛”就包括足球比赛。这是榕江足球赛的先例,也是在这一时期,足球运动正式进入了榕江广大民众的视野。
侯乾扬是一名80岁老人,他1956年到榕江县读书,那时,榕江中学已经兴起足球运动。“记得当时学校有一位姓崔的体育老师,北方人,年近50岁,担任好几个班的体育老师,尤其喜爱踢足球,而且球技高超。”侯乾扬回忆道:“他不仅悉心指导学生踢球,培养足球爱好者,还经常组织开展校际、班际之间的足球比赛活动。那时,看足球比赛,构成了榕江的一道亮丽风景。”
榕江人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从此没再消褪。1965年,榕江县男子足球队参加黔东南州足球比赛,获得冠军;上世纪70年代,榕江几次成为全州中学生足球赛的举办地;80年代,当地筹办”古州杯”足球赛、“古榕杯”足球赛,观众多达两三千人,“要想找工作不愁,就要学会踢足球”在榕江成为一种风尚。
1990年,榕江足球队赴凯里参加“足协杯”竞赛捧回金杯,古州民众放鞭炮迎接,运动员们高举奖杯绕城一周庆贺。榕江县足协副主席、被称为“村超”总策划的杨亚江,那时17岁,他用“轰动”形容城里庆祝的景象。
中学毕业,杨亚江考到凯里师范,说起自己是榕江人,总被问:“你会踢足球吗?”他在学校组建了足球队,毕业后回到榕江工作,1999年,杨亚江又和同道者成立了榕江县车江乡足球协会。
车江乡下辖10个村寨,分布在寨蒿河下游,分为上、中、下宝寨,合称“三宝侗寨”。这是距离榕江县城最近的乡镇,足球氛围浓厚。车江足协找了河边被冲毁的农田,进行平整后改建为足球场。他们砍了杉树做球门,再用石灰粉画线,这个简易的露天足球场见证了“村超”的诞生。
2000年1月,首届车江乡镇足球杯开幕,10个村组成15支球队参赛,“村超”初见雏形。口寨村足球队是参赛队之一,当时的年轻球员,现在球队的教练组组长杨兵记得:“那时没有球鞋、球服,只有热情,只为荣誉。”
“各村都架了木桥,方便村民去看比赛。”杨亚江觉得那场面如在眼前:“还有妇女过桥时掉到河里,比赛有几千上万人观看。”
这项赛事持续到2005年,直到一场洪水冲垮了河边的“自制”足球场。
各村之间的足球交流却没中断。2002年暑假,口寨村队球员拿着锄头、镰刀等工具历时一个多月在河沙坝挖了简易版的球场,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主场,临近几个村不时来切磋比赛。但因为场地受限,之后10年,球队的凝聚力不如从前。
到了2013年,杨兵回到榕江县工作,又召集起老队员杨淮彰等再次组队,杨淮彰那时明显感觉到球队的实力落后于车江一村、车江二村等队。“我们没有年轻的球员,断代了。”他说:“靠我们那批当时20来岁的球员,踢不过别村更年轻的小孩。”
为了传承口寨村队的足球传统,杨兵他们发起了青训计划,在村里四年级到初二、初三学龄段的孩子中,选拔出不少于20人参与足球训练。到现在,青训队员已有三、四届60余人,他们成了今年“村超”参赛的主力。
2015年后,随着榕江县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升级,足球比赛更加频繁。“每年三项重要赛事——足协杯、周末联赛、春节杯,基本固定下来。”杨亚江说。县里还成立足球联络群,93位队长和教练每周一早上8点在群里准时报名约球(友谊赛),队长们因此会设7点50的闹钟,“一旦错过时间,球场可能全满。”
“车江这一带就是足球文化浓,传承性强,各村之间经常交流切磋,比赛多。”杨兵说。这为今年“村超”的出圈打好了基础。此外,少数民族特色和赛事的融合,当地对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重视,合力把“村超”推向爆火。开赛至今,“村超”相关内容的全网浏览量已经超过200亿。
“村超”的内核里也包含着更珍贵的东西。月寨村队小组出线后,我们见到了队长李远攀的堂姐李远爱,球队里很多成员都是她的表亲。当被问到在现场看到赢球,有什么感受,李远爱哭了。“热泪盈眶。”她说。
她的泪水里没有复杂的情绪。“我们不懂球,也不懂什么规则。”她说:“输赢也不重要,就为了图一个欢乐,图一个运动。我们在农村的话,就是只有这种最简单的快乐。”
“村超”里有人们最真挚的对运动的热情。
变化悄然发生
杨亚江最近总觉得后背发热,医生告诉他可能跟睡眠不足有关。最近,他不仅要忙学校事务的管理——他担任着当地车民小学的校长;还要关注“村超”赛程安排,负责少数民族表演的节目审核、录音工作;在7月1日“超级星期六”的比赛中场,他还上台参加了歌唱表演。两个月来,杨亚江常在各村寨里忙活录音采样直到半夜,一两点回到家,3点钟才睡觉。
同样身为榕江县足协副主席的赖洪静,和杨亚江一样连轴转。他是榕江一中的体育老师,新中村队的教练,带出了“村超”赛场上一大批活跃的青年主力。比赛日,他又是“新晋”解说员,三四场比赛跟下来,再开会复盘,凌晨4点钟休息也是常事。
赖洪静享受着现在的忙碌,“痛并快乐着。”他说。他甚至觉得:“如果村超能(办得)再久一点就好了。”唯一让他感到忧虑的,就是“村超”爆火后引发争议,有被叫停的危险。
前些天,当得知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,“村超”可能改变赛程安排,将目前的每星期五、六、日三天比赛改为在星期六一天进行,赖洪静流了眼泪,“好不容易,大家拼搏这么多年,(榕江足球)走到现在。”他担心,赛事调整会影响“村超”目前的关注度。
杨亚江和赖洪静都在考虑,如何让“村超”的热度持续。有一点是肯定的——保持“村超”的纯粹。“资本注入是一个危险信号。”他们说:“从上到下都拒绝资本介入,这是一项原则。”
球员们不再只面对足球,也都有了自己要面临的重要课题,包括如何接受成名,以及怎样对待和自己紧密相关的巨大流量。
踢进一脚超远距离的世界波后,李远攀收到很多朋友的祝贺,“你成为球星了!”他们说。“今天晚上可能是球星,但是睡了一觉,第二天起来又要在工地里面搬砖。”李远攀觉得,“村超”的赛场类似一个平行时空,“比赛完,还是要回到生活,回到现实当中。”
和他同队的李彬彬放下工作,从广东赶回榕江比赛,看似“冲动”,但实际上,由于工队老板也是榕江同乡,支持他为了村里荣誉而战,甚至提前垫付了他的工资。“如果将来比赛确实影响到工作,我肯定也要放弃(比赛)。”即便“村超”热度能持续,李彬彬也很难做出回家工作的决定,在外收入是家里的三倍还多,“毕竟我们不是靠兴趣来吃饭的,只能是以生活为主。”
被称为“卷粉射手王”的董永恒,想到用热度拓展自己的餐饮生意。他所在的忠诚镇以当地美食“牛瘪”闻名,他正考虑以忠诚村足球队为主题开一家牛瘪店。“‘村超’现在带来这么大的人流量,接下来,县里可能还组织邀请赛,跟各地的球队交流,也会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来。”他想:“能够蹭一点‘村超’的热度,就免掉了很多广告费用。”
明星球员吴化勇在球场边接受采访时,被许多路人认出来。“倒挂金钩!”他们朝他喊,有读小学的男孩还拿来自己的足球让他签名。“如果我年纪还小的话,肯定有点飘了。”他说:“但因为岁数已经在这儿,30多岁了,这些东西看得比较淡,其实(也知道)改变不了。”他最近的希望,是接下来能通过村干考试,到县城工作,“这样踢球更方便些。”
相比而言,年轻球员在心态上有更大的波动。月寨村队的主力队员李宇杰23岁,他今年大学毕业,为了参加“村超”比赛,辞掉了重庆的工作。有人在抖音发了他进球的视频,播放量有20多万,他也因此决定经营自己的账号,视频播放量却总是只有几百,粉丝积攒了80多个。这多少让人有些灰心,“我想拍的时候,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摄影师。”他挺沮丧。
但“足球还是爱好,得找个活儿干”也仍然是年轻球员的共识。李宇杰的发小王宇攀是口寨村队的队员,他在遵义上大学,读土木工程专业,“村超”让他择业的天平有了倾向,毕业后回榕江考公务员成了更有吸引力的选择。
在榕江县城,过去真正因为足球而改变命运的,是教练赖洪静的学生们。从2005年开始,赖洪静带领榕江一中校队参加市级、省级比赛,18年来,培养了170多名国家二级运动员,20多名国家一级运动员,他们通过足球参加高考、进入大学,甚至成为职业球员。
“村超”之后,榕江的几乎每块球场上,都有孩子奔跑的身影。他们抓住机会触碰足球,也像当年的80、90后球员在自己的“诺坎普球场”上那样。
“只要大家愿意走进球场,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”赖洪静觉得,或许这就是“村超”的意义,“我们不是培养运动员,我们培养运动员的父亲和母亲。”
原文引自:界面新闻 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772001031132848099&wfr=spider&for=p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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